天水郭永杰｜青春岁月中的《瀚海潮》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进入天水师专中文系求学。跟西北师范大学一样，这里也是文学的乐园，每一个系就有一个文学社团，中文系两个，一个叫溪流文学社，张东宏和康子恒负责，另一个叫晨光文学社，金波、魏旭、张晨阳三个在主持。青年讲师马超是炙手可热的指导老师，经常会有文学写作讲座，没有任何报酬，马老师乐此不疲。

　　一九九一年春天，晨光文学社因为某个原因被迫解散，赵宝岱、徐有祥、郝觉民主持的溪流还存活着。一些原晨光的写作爱好者不甘就此散伙，我在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写了一则小消息《天水师专成立青年文学创作学会》发在天水报上。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谁组织成立的？我的回答是：“我成立的，树起招军旗，定有吃粮人。”这里面有个问题：没有向学校宣传部和中文系领导请示，没有向老师打招呼，就说马超和安涛是这个组织的指导老师，确实不妥。马超老师没有责难我，继续指导我们写作。

　　牌子有了，得有一个刊物。刊名张虹启了个“瀚海潮”——沙漠中弄潮吧，这多少有些无奈和自嘲的意味。张虹为了把这个刊物办得有点格调，请了美术系学生郑虎林写了刊名。晨光倒了，学会出现了，十来个愤青男女又聚到了一起。

　　学校对于学生热衷于文学写作没有明确的意见和声音，中文系是反对的，系主任温至孝先生多次强调学生必须学好所有课程，为将来做好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天水师专不培养作家。热衷于写作，必然会影响到几十门课程的学习，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有些学生就是要把写作放在第一位，学好必修课倒是次要的。当时的偏离、欠课，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后花了数倍的时间用于补修，才知温主任的主张和教导是无比正确的。

　　学校老师中也有一种观点影响着学生的取向，即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比那些分数低的优秀，将来的世界，看谁有创劲，谁更全面多能。进入文学社的大多是不安于现状的学生，他们设想着将来最好不当初中老师。这些学生也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着文学作品，《天水文学》、《天水报》、《兰州青年报》、《红柳》、《阳关》、《飞天》、《新一代》等等。学生的时间没有浪费，指导老师的心血化作了学生的写作成绩。

　　九Ｏ年春夏之交，团省委、省学联联合举办甘肃省大学生征文活动，学校指定了一名学生负责征集作品和向省上寄邮稿件。数月后，评奖结果揭晓，天水师专只有武宜君一人榜上有名，并且是一等奖，其他人全军覆没。如果按获奖人数计算，天水师专无疑是最后一名，十七所高校垫底。一向反对学生从事文学写作的中文系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奖励武宜君三百元。三百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是学生十个月的生活费，比一名讲师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出四十元来。武宜君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其他学生有一股子闷气出不来。我对张虹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天水师专怎么会只有一个人获奖？一些中专学校都有几名学生。武宜君因为交稿时间已过征稿时限，自己直接寄给了团省委。那个学生向省上寄了作品没有是个值得过问的事。”

　　谁去过问？

　　二十多年后，我从一位校友那里得知，当时负责寄发稿件的那个学生将每个投稿者交的三块钱共计一百多元自己花了，将所有稿件在师专门外的河堤付之一炬。

　　九Ｏ年下半年，厦门大学联合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全国范围搞大学生抒情散文、诗歌征文，中文系汲取前一次的教训，让八八级一个学生负责把本系好的散文诗歌作品寄出去，邮寄后要把相关证据交给系团总支。我对张虹说自己寄，不要重蹈前辙。张虹懒散，没有写，我写了，自己寄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九一年夏天我从学校收发室的小黑板上看到了我的笔名，不是有挂号信，就是有点小稿费。我去查看，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来的相当我们当时一个月生活费的稿酬。不明就里，我写信给这个出版社，问这笔稿费是怎么回事。浙江文艺出版社寄来了一本《校园青春诗选》，其中有我的一首小诗《在高原上聊天》，同时入选的甘肃作者有符红霞（敦煌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陈桂林（《新一代》文学编辑），已经在全国成名的有叶延滨、汪国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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